惊天骗局！五十年代 “苏联援华专家” 造假案，为何震动全国（三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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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接上回。

在了解完所有情况之后，调查组在当晚开会讨论分析案情，讨论后大家发现了一个似乎可以作为突破口的情节：据林午昊回忆，一个月前的那个星期天下午，他约瓦洛嘉在南京路上的国际饭店吃饭，饭后，去了附近的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。看完电影出来分手前，瓦洛嘉在电影院旁边弄堂的那个传呼电话亭打了个电话。林午昊并没有看到瓦洛嘉拨了什么号码，但电话接通后，他听到瓦洛嘉用俄语问了句“是外国语学院吗”。对方可能听不懂俄语，稍停后，瓦洛嘉就改用比较生硬的汉语再次询问，得到确认后，他仍用汉语报出了一个三位数的数字。往下，林午昊就不大说得清楚了。

　　调查组对于这个情节当然是很感兴趣的，就让林午昊在想想还有什么线索可以提供，最后，了解到大致情况可能是这样的：电话接通后，瓦洛嘉通过话是用俄语说的，但其中好像夹杂着一个汉语人名，然后林午昊记不得了，但看上去瓦洛嘉神情很兴奋，讲话也是俄语夹汉语，以俄语为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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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的通讯设备落后，无法查清通话对方是谁，调查组几个人分析：瓦洛嘉最初拨通的那个号码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的电话总机，后面报出的三位数字应该是分机号码，接通分机后拿着话筒等候，那是请接听电话的人去叫人。

此时就需要前往上海外国语学院调查，于是调查组指派朱养学、汪明化去调查，两人通过外国语学院保卫科找到了那天值班的总机接线员。一问，接线员因为有“星期天”和“俄语来电”这两个原因，因此记得一个月前的那次电话，但她已经记不清来电人是要求接到哪个分机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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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、汪两人和保卫科商量下来，认为可以通过排除法进行鉴别，先把星期日不上班那些办公室电话全部去除，剩下的就是值班室、保卫科、食堂、学生宿舍楼的电话了。打了几个电话，排除了值班室、保卫科和食堂，还有就是学生宿舍楼了。每幢学生宿舍楼只有一部电话，有电话打进去，得由接听电话的宿舍楼管理员去传呼，这就方便查问了。最后，终于查明那天瓦洛嘉的电话是打给俄语系大三女生袁秋亚的。

袁秋亚，二十三岁，祖籍重庆，本人出生在上海，祖上巨富出身，因此袁秋亚的母亲结婚时获得了一份丰厚的嫁妆和遗产。袁秋亚生长在这样一个富裕的家庭中，物质生活的优越是可想而知的。她的生父于1948年因病去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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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年后，袁秋亚跟一名医生成婚。袁秋亚的继父将袁秋亚视同己出，在各方面都给予关爱。袁秋亚在继父的鼓励和帮助下，刻苦学习俄语，于1955年考入了上海俄语高等专科学校(现在的上海外国语学院)。1957年夏天，袁秋亚的继父被划为“右派分子”，直接被解往青海劳动改造。袁秋亚被认定是“右派分子”家属，按照政策，像袁秋亚这样的学生，毕业后将被分配到偏远贫穷之地的某所中学去工作。

　　那么，袁秋亚是怎么跟瓦洛嘉认识的？于是朱养学、汪明化请保卫科把袁秋亚找来，可保卫科前往女生宿舍一问，袁秋亚不在宿舍，而是和另外三个女生去导师张嘉蹈家了。于是朱养学等人又找到张教授家，可是其中并没有袁秋亚。一问得知，就在刚刚，袁秋亚才接到一个电话，就匆匆走了，估计是回家去了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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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张教授此时就说：据我所知，袁秋亚同学是去见一位朋友了。找她的那人是把电话打到我家想请我转告的，我在跟那人通话的时候，袁秋亚正好来了，就直接让她接听了，那人是苏联专家瓦洛嘉!

　　朱养学一听顿时神情一动，暗想，怎么眼前这个教授也跟瓦洛嘉相识，而且对方可以把电话直接打到他家里来？于是，二人亮出了公安局的证件。这下就轮到张嘉蹈震惊了，马上说你们要了解什么情况，只要我知道的，全部提供给你们。朱养学、汪明化听张嘉蹈一说情况，顿时给张教授弄了个目瞪口呆，因为眼前这位张教授竟也是瓦洛嘉的受害者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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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嘉蹈教授出生于哈尔滨的一个城市贫民家庭，父母都是给“十月革命”后逃亡到哈尔滨的俄国贵族当佣人，所以张嘉蹈从小就生活在一个用俄语进行日常交流的特殊环境中，因此他的俄语比汉语还流利，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十七岁的张嘉蹈放弃高中学业，瞒着父母投奔了一支民间抗日义勇军，后来又参加了中共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，张嘉蹈遂成为一名抗联战士。

　　1934年，张嘉蹈所在的部队遭遇日本关东军的埋伏，几乎全军覆没。张嘉蹈侥幸带伤突围后偷偷来到了哈尔滨父母处。当时的俄罗斯东家动用了其社会关系将张嘉蹈送到了上海。张嘉蹈在上海找到了一份在教会中学教书的职业，一边教俄语，一边上大学。而他跟抗日、革命和中共的关系也就结束了，从此，他就过着安逸的白领生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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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9年上海解放后，上海市政府组建俄语高等专科学校，师资是向社会招聘的。张嘉蹈看到报纸刊登的招聘启事后，就前往应聘。面试时，他那口俄语说得比考官还好，自然立马录取，从此成为一名大学教师，三年后又晋级教授。

　　张嘉蹈跟瓦洛嘉的相识似乎也是偶然。大约两个月前的一个下午，他去虹口公园散步，在鲁迅墓前，看到一个外国人手捧鲜花一脸肃穆地在凭吊，张嘉蹈不禁起了好奇之心，便在那人献上鲜花后上前，直接用俄语跟对方攀谈起来。这才知道对方名叫瓦洛嘉，是苏联援华专家。张嘉蹈一听，心里顿时涌上了一股那个时代老百姓对苏联老大哥的真挚敬意，于是就邀请去公园大门外的那家咖啡馆坐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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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两人自此交上了朋友。张嘉蹈在得知对方在保密单位工作，也就没有开口索取。接下来老套路很快就出现了，瓦洛嘉跟张嘉蹈第二次见面时，就热情主动地表示愿意介绍张嘉蹈去苏联讲学，还可以帮助他联系在苏联国家级的专业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。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，可以在国内学术界的地位可以大幅度上升，因此张嘉蹈对瓦洛嘉自报的身份深信不疑，当然也就相信对方的那份热心和真诚。往下就是要钱了，两个月里，瓦洛嘉以“借钱”和“办理相关手续费用”为由，分两次向张嘉蹈借了一千五百元。

　　那大三女生袁秋亚又是怎么跟瓦洛嘉认识的呢？这跟张嘉蹈有关系。张嘉蹈跟瓦洛嘉相识半个月后，请瓦洛嘉到他家来做客。瓦洛嘉抵达张家不一会儿，正好袁秋亚和另一女生结伴前来向张教授借俄文原版小说。张嘉蹈向袁秋亚两人介绍了“苏联专家”瓦洛嘉先生。瓦洛嘉当时就用俄语跟袁秋亚两人聊了片刻，基本上都是袁秋亚在跟他交流，当时，张嘉蹈离开过一会儿，估计瓦洛嘉向袁秋亚要了联系方式，而袁秋亚家有钱，是装着电话的，大概随口就把宅电号码告诉瓦洛嘉了。反正之后张嘉蹈就听袁秋亚说她跟瓦洛嘉经常通电话，俄语口语水平有了明显的进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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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朱养学、汪明化两人没想到竟然又发现了瓦洛嘉的另一段诈骗情节，两人当即给调查组打电话请示。调查组长谷鑫基接到电话后，也感到非常震惊，但万幸的是查摸到了线索，因此谷鑫基让朱、汪二人转告张教授，让其对此严格保密，如果瓦洛嘉再去他家或者联系，请他即刻通知调查组。这里要指出的是，由于案件严重，调查组已经变成了专案组。

　　朱养学、汪明化回到福州路市公安局时，上海公安局已经下令：对瓦洛嘉涉嫌刑事犯罪立案侦查。在专案组的案情分析会议，警方认为，从瓦洛嘉的犯罪思路和轨迹来看，他肯定已经对袁秋亚实施了诈骗犯罪。现在的主要工作是应当将其抓捕归案。众人议下来，很快就达成了一致意见：暂时不急着向那个女生袁秋亚了解情况，而是要对袁秋亚进行严密监视，通过监视她的行踪查摸到瓦洛嘉的下落，考虑到性别问题，调一名精干女刑警来充实专案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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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完待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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